剪一对生肖窗花描绘生活愿景,赠亲友一身红衣裳阻挡“本命年的坏运气”,好事将近算一卦最佳婚配属相……随着中国农历兔年的到来,生肖文化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作为中国民间普遍使用的记录生年与属相、推测命理与运势的文化体系,十二生肖已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相继在东亚、南亚和拉美国家催生出特有的文化传统。
十二生肖蕴含着何种中华文化脉络?为何称它是东西方交流的独特文化资源?生肖兔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和选择的?阿根廷汉学家伍志伟(Gustavo Ng)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深度解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你为什么将中国十二生肖文化作为研究领域?
伍志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中阿友谊的增进,许多阿根廷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近年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国城每年都会举行大型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吸引大量民众参与,阿根廷人与中国文化得以近距离接触。
预测运势和命理是阿根廷人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介绍中国生肖文化的书籍在当地也十分畅销。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生肖被阿根廷女演员卢多维卡·斯奎鲁(Ludovica Squirru)介绍到阿根廷后,便一直受民众追捧,30多年来,她每年为民众提供一本未来运势的“答案之书”,仅2017年出版的鸡年生肖一书便卖出12万册,超过著名作家博尔赫斯作品的当年销量。
我认为,生肖文化是深入了解中国的切口,只有贴近中国文化土壤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意涵。研究生肖文化可以理解其沿袭千年的习俗,还可以借鉴其实用价值。
三位孩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春节生肖礼品店前。廖攀 摄中新社记者:十二生肖体现了中国人怎样的文化观和宇宙观?如何通过十二生肖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伍志伟:生肖文化的历史脉络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国文化谱系的“传统”如同一块巨大的地毯,每一代人都在“地毯”上编织或修补,最终形成一块拥有几千年历史、统一完整的“地毯”。这种创造历史的方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十二生肖的运行法则体现了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法论。当人们身处一种文化当中,便是通过这种文化看世界。在中国文化中有种典型的思维方式:为了明白它,必须进入事物内部,将自己转化为它。比如,一个人属猴,生肖便会帮助那个人进入“猴子模式”,从猴子视角看世界,并告诉人们如何行动。
生肖文化蕴含了中国文化认知中的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生肖如同一个拥有很多门的空间,每一扇门都可以带领人们寻找中国的文化、历史、民俗、神话和哲学。当我们试图打开盒子解读生肖文化,就会发现里边有丰富的线索,一个盒子里面还有另一个盒子,不断抛出新的问题。
牛年春节前,一尊牛雕像出现在美国旧金山知名景点39号码头。刘关关 摄中新社记者:作为推断人们运势和命理的方式,中国的十二生肖和西方的十二星座有何异同?
伍志伟:中国的十二生肖和西方的十二星座都是天文历法研究的产物,都为人们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线索。
中国古代使用天干地支纪年,将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相结合,将每一个生肖年出生的人认定为属该生肖,赋予品格、运程等不同寓意。星座起源于古巴比伦人观察出黄道十二宫的天象,将天象中的某个区域称作“星座”,用此计量时间。公元2世纪,古希腊人将星座与神话故事相结合,才产生今天广为流传的星座名称。故而,两者都源自古人计量时间、与自然共生的需要。
不同的取向在于,生肖不是通过星辰在宇宙中的位置来预测,而是综合考虑整个宇宙的力量。在生肖文化中,世界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组成,可相互生克。而西方认为构成世界的四大元素为土、火、气和水,是指四种静态永恒、不可互换的物质。在中国文化中,事物是永远变化的,这种动静的差异是深刻而具有影响力的。
美国旧金山市民在唐人街春节花市上购物。刘关关 摄中新社记者:不仅在中国,东亚的韩国、日本,东南亚的泰国以及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等国家也有生肖文化传统,生肖动物在不同文化语境下有何不同意义?如何借助生肖文化,促进东西文明交流互鉴?
伍志伟:以生肖兔为例,因兔子多子,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人们视兔子为生命的创造者、复活节的象征,于是,生肖兔便有了繁衍、新生等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传着“玉兔捣药”“狡兔三窟”等故事,兔子被赋予了长寿、机敏等寓意。当然,不同文化中的生肖兔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容易害羞、需要和谐、拥有天赋等。
生肖动物是生命神话缔造的遗迹,被人们沿用千年必有其特殊之处。一方面,作为人们自然崇拜的产物,生肖动物具备图腾的象征意义,有助于人们形成对家庭、群体、社区乃至国家的身份认同。属兔、属马、属牛,让人们的身份区别于其他属相之人。另一方面,像许多古老的文化习俗一样,生肖动物的文化意涵通俗易懂,能跨越国别、语言和种族,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理解。因此,它是与西方交流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
当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已经迈出,第二步尚未实现。由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理解异国文化时难以使用该国的话语体系理解,而是把“我们的”投射到他们的身上,这就容易产生隔阂。因此,中国的传播者应当倾听当地民众的声音,了解所传信息是如何被受众接受的,而不是只报道传播者感兴趣的内容。西方民众也应当走出文化的舒适区,向西方文化以外的他国文化敞开大门。
四川成都,外籍友人与生肖立牌合影。安源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农历兔年到来。你曾表示“生肖是体现宇宙能量流动的方式之一”,能否结合兔年生肖阐释不同能量状态的生肖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和选择?随着科学的日益昌明,生肖文化能否持续传承?
伍志伟:生肖“兔”在十二生肖排行第四,对应十二地支中的卯,兔年即卯年。具体来说,一个生肖年持续一个农历年,每十二个生肖年为一个循环周期。另一个周期即“五行”,每个“行”持续2年。如此形成了两个互补的周期,整个周期持续60年。故而,2023年对应天干为癸,地支为卯,五行属水,故为水兔年。
不过,生肖文化并不是简单在生肖动物前边加上“行”的特征,而是努力理解每一个“行”,不同能量状态的“行”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五行的“相生”和“相克”。
生肖兔赋予了属兔的人们伟大的天赋:正确地完成所有必要的任务、为家人提供安全保障。属兔的人们非常爱他们的家人,并将他们的亲人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兔年出生的人还将强烈意识到虎年遗留的诸多危险。他们会意识到,为了维持稳固的家庭生活、职业发展和经济地位,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基础,一个坚实的平台,支撑不可预见的情况、外部的攻击和内部的弱点。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研究,是否具有普适意义还需进一步探讨。
泰国民众在曼谷唐人街“灯光隧道”前合影。王国安 摄中国的生肖文化已被许多人使用、锻造和改进。现代科学在中国有着非凡的活力,但是占卜、五行、生肖等古老的传统逐渐被纳入到“非理性”的范畴,甚至被现代科学误读。我认为,生肖不是一个装饰性的元素,而是有血有肉的知识,成为个人经验和个人的一部分。我相信,这种传统在未来的某一刻会被拯救,焕发出新的生机。(完)
受访专家简介:
伍志伟(Gustavo Ng),阿根廷汉学家、知名媒体人、中国问题专家、《当代》杂志主编、阿根廷国会大学研究员。曾供职于阿根廷《号角报》、日本《读卖新闻》和西班牙《世界报》等国际主流媒体,2011年创办《当代》杂志,系统向拉美读者介绍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推动增进中拉交流。著有《鸡年》《狗年》《牛年》《你需要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一切》《中国:超越贫困》《穿越中国的10134公里》《秋天的蝴蝶》等。
方志敏诗歌中的“小我”与“大我”****** 作者:戴和圣 方志敏的诗歌集中创作于他走上革命道路期间(1922—1923年),以及1935年牺牲前夕,从中可见他在革命艰难时期的深邃思考和崇高信仰,诗中处处闪耀着“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品格。 (一) 方志敏出身贫寒,自幼经历艰辛坎坷、尝尽人间疾苦,这使得他对劳动大众的苦难感同身受,自觉将“小我”融入追求人民幸福的“大我”之中,刻苦求学、投身革命,坚定了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初心使命。 在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书期间,他牵头开展阅读进步报刊的读书活动,参与领导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爱国运动,发起成立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非基督教大同盟”小组,引起北洋军阀的敌视。1922年夏,他愤而退学回到家乡弋阳县法雨寺养病。肺病、呕血的恶疾和贫穷的现实,使他愈发感到压抑,作《呕血》以吐心中块垒:“我这般轻轻年纪,就应该呕血吗?”质问暗黑的世界;“我为家庭虑;我为求学虑;我又为无产而可怜的兄弟们虑。万虑丛集在这个小小的心儿里,哪能不把鲜红的血挤出来呢?”青年革命者爱国爱民的心,殚精竭虑到滴血;“无产的人都应该呕血的……何止我这个羸弱的青年;无产的人不呕血,难道那面团团的还会呕血吗?”矢志探寻现实问题的答案,力图为人民、为中国谋求改变。“读书不成,只为家贫,千万人贫而失学,何只我方志敏一人”,他只身漂泊上海,毅然踏上爱国救国的革命征途。 他深切同情劳动者,《哭声》以灵魂体验悲鸣痛呼,“他们呜咽的、悲哀的而且时时震颤的声音,越侧耳细心去听,越发凄楚动人了”;用心倾听民间疾苦,“我们血汗换来的稻麦,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去了,剩的些微,哪够供妻养子”;为最底层人民悲壮呐喊,“我们牛马一般的在煤烟风尘中做做输运,奔走,每日所得不过小洋几角,疾病一来,只好由死神摆布去了”;感慨劳动大众的无奈与不甘,“狂暴的恶少,视我们为娱乐机械,又来狎弄我们了”;揪心未来力量的质朴发问,“我们刚七八岁,就给放牛作工去吗”;民生悲悯是吹向革命青年的战斗号角,“青年人,可爱的青年人,你不援救我们还希望谁”;勇毅回应人民的哭诉,“我应该援救你们,我同着你们去”,激励有志青年勇立潮头,担负救国救民重任。 (二) 方志敏历经辛亥革命、五四学潮、国民革命、抗日反蒋浪潮,始终站在大动荡、大变革、大危难的风口浪尖,以心怀“大我”的爱国爱民情怀不断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 他极端厌恶和仇恨黑暗的现实,《血肉》用寓意的笔法倾吐心中愤懑:“伟大壮丽的房屋,用什么建筑成功的呢?血呵肉呵!铺了白布的餐桌上,摆着的大盘子小碟子里,是些什么呢?血呵肉呵!”揭示出统治阶级享用的一切皆由劳动人民用血肉创造的黑暗现实,谴责社会的不公。 他苦苦思索救国救民之道,感愤于旧社会的罪恶创作了《快乐之神》,“快乐之神,你在哪里?我寻你好久了呵”,通过跨时空对话,深刻反思残酷的现实,激发革命者的斗志,呼唤理想社会的到来。他自嘲22岁的年纪却像32岁,“脸儿黄瘦了——额上还鼓起两条很粗的青筋;皮肤起了些皱纹;黑发丛里,长出了好几根白发”。雪上加霜的还有吐血的顽疾,他不禁发出感叹,“快乐之神,我的生命,是走到最危险的境地了!我所以如此,就是你不和我同在”,这是青年革命者的自画像,体现了他刚毅的品格和不畏牺牲的精神。他游走在危险的边缘,“可怜的青年,我何尝不愿亲就你呢?只是在你周围的地方,有许多许多凶狠狠的恶魔……我怕闯入你的悲惨的世界呀”,却从未放弃思考,誓要改变这人吃人的社会。 (三) 爱国救国是方志敏的人生原点,指引着他深刻思考现实问题、竭力求索革命前途、毕生扎根革命实践,积极成就“大我”与“小我”。 他用《我的心》真情告白:“挖出我的心来看吧!我相信有鲜血淋漓,从彼的许多伤痕中流出!”虽历身心磨难,但对党的赤诚、对人民的炽爱始终如一;“生我的父母呵,同时代的人们呵,不敢爱又不能离的妻呵!请怜悯我!请宽恕我!不要再用那锐利的刀儿,去划着刺着,我只有这一个心呵!”心系亲人、也忧世人,祈盼人民安好,这是痛彻心扉的忧,更是刻骨铭心的爱。《同情心》抨击人吃人的黑暗社会,“在无数的人心中摸索,只摸到冰一般的冷的,铁一般的硬的,烂果一般的坏的,它,怎样也摸不着了”,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糜烂;“把快要饿死的孩子的口中的粮食挖出,来喂自己的狗和马;把雪天里立着的贫人的一件单衣剥下,抛在地上践踏;他人的生命当膳饗,他人的血肉当羹汤,啮着喝着,还觉得平平坦坦”,谴责黑暗势力的残酷无情,同情贫苦大众的尊严尽失;“爱的上帝呀,你既造了人,如何不给个它”,寻求改变没有“同情心”的社会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1934年12月,谭家桥战役失利,他率领部队转移,途经皖南柯村时写下“握紧攙枪,任它风浪”,教育红军干部要坚持斗争。次年1月,部队行至浙赣交界,正值大雪,他有感于雪压翠竹,即景吟诗:“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抒发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大我”的思想境界使他从来无畏于“小我”的艰难困苦,“我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我的一切乃至生命都交给党去了”。在狱中,他忧心国家存亡,向死而歌:“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充溢坚如磐石的信仰力量,“愿消天下苍生苦,尽入尧云舜日中”的理想抱负,伴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怒吼,化为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 郭沫若诗赞方志敏曰:“千秋青史永留红,百代难忘正学功。纵使血痕终化碧,弋阳依旧万株枫。”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典范,方志敏的诗歌充分彰显了“小我”的品质与“大我”的境界,是共产党人人格力量的重要源泉。(戴和圣)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